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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創新資源是自主創新的關鍵環節，創新資源在某個地區的大量聚集必然導致經濟系統大規模創新活動的發生。但深圳的創新實踐顛覆了這個觀點。深圳建市之初，創新資源與其他城市相比近乎于“赤貧”，無論誰都不會把這個城市的定位與自主創新聯系起來。但就是在這樣的資源條件下，深圳成為了全國產業創新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其中原因在于這個地區組織自主創新顯示出與其他地區明顯不同的路徑特征，正是這種路徑特征使得它成功避開了國內傳統路徑的弊端，實現了產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全面躍升。深圳的實踐使我們意識到，在中國的國情條件下，有效推動創新的關鍵環節在于路徑和方法，用正確的方式做事比領導重視和資源的投入更重要。
深圳為什么選擇需求導向的自主創新路徑？
從國內外創新實踐來看，有兩種典型的自主創新路徑。一種路徑的實踐動力來源于創新鏈的上游，以大學、研究機構的創新活動為起點，通過實驗室成果向應用環節的逐步演進來拉動經濟系統的創新活動，最終實現經濟系統競爭力的提升。這種路徑表現為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向性。我國自主創新的實踐活動基本上采用了這一模式，在國內人們通常稱之為“成果轉化”。另一種路徑以企業為創新活動的起點，產品在開發過程中形成對技術的需求并將這種需求向創新鏈的上游傳遞，通過產學研合作的方式實現創新的目標。這種需求導向路徑的特征是，創新的動力來源于市場，通過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活動向創新鏈的上游傳導，企業的創新活動由低端向高端遞進，表現為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向性特征。
多方面的因素促使深圳選擇了需求導向的模式，也即創新活動的第二種路徑。一是資源條件逼迫深圳放棄了成果轉化的路徑。深圳建市之時只有兩個工程師，一個是拖拉機維修工，一個是獸醫。這個資源家底，比起許多縣級市都要慘淡。在這種情況下，深圳的自主創新只有依靠市場的力量在需求端整合資源，尋找新的模式。二是香港“三來一補”電子工業向深圳的轉移為需求端的創新活動找到了重要載體。電子工業不僅為深圳帶來了技術裝備、產業人才的初步積累，還由于其結構輕型化、技術的組合性和快速變化的特點，很好地適應了深圳這個工業基礎薄弱的移民城市求新創業的需求。三五人一套居民房就能啟動創業，民間的創造熱情在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下開始迸發出來，并在20世紀90年代后漸成氣候。三是“孔雀東南飛”現象為深圳產業技術創新提供了人才支撐。90年代初，受第一批創業成功的高科技企業的鼓舞，深圳市政府開始在高科技產業上進行戰略性布局，提出了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目標，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長期被計劃經濟體制束縛的科技人員紛紛加入“孔雀東南飛”的行列，形成共和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創新資源轉移，并使深圳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深圳幾乎沒有什么大學和研究機構，南下的科技人員不得不投身到產業中。滿懷創業熱情的科技移民與市場化運作的電子工業迎頭相撞，觸發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產業技術創新活動。在整個90年代，有數十萬科技人員陸續來到深圳，加入到以電子工業為核心的技術創新活動中，持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在共和國歷史上都是空前的。
2006年對深圳500家高新技術企業的分析調研得出結論，深圳成功的高新技術企業中89%是市場需求推動的結果，很少是通過成果轉化的形式取得成功。尤其是在高科技的制造業，采用需求導向路徑的企業高達96%。這表明需求導向的路徑模式在深圳占居主導地位。
從實踐效果看，需求導向的路徑模式在深圳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2010年，深圳全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10176億元，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比超過60%，高居全國首位；R&D投入346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3.46%；發明專利授權量連續3年排名全國大中城市第二位；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7年高居全國第一。
深圳的創新路徑為什么會成功？
深圳在創新資源極其匱乏的條件下通過需求導向的創新路徑實現了自主創新能力的跨越，這種成功與中國特殊的國情密切相關。在創新實踐中，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三個重大差別。
一是經濟制度的差別。發達國家的創新活動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相對完善的條件下開展，創新活動的基本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創新政策和戰略的重點在于激活創新活動和技術實現本身。而中國的創新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進行，多數時候，消除阻礙技術創新的制度障礙比起技術實現本身更為重要。
二是產業技術創新與高校知識創新之間關聯程度的差別。在發達國家，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知識創新活動與產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之間存在良性的互動和正反饋機制，創新成果向產業傳遞的途徑暢通而有效，自上而下的創新路徑具備實現的客觀條件。但在中國則有很大的不同，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產業的技術創新與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知識創新關聯性不強，導致成果轉化的路徑不暢。
三是創新的階段性差別。發達國家在原始創新上居于絕對領先的地位，通過成果轉化的創新路徑可以迅速占據高附加值產業壟斷地位。在目前甚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的創新戰略都將處于追趕的階段，高校和科研機構很難提供拉動起一個新產業的原創技術和發明。在這種追趕的格局下，選擇技術創新的方向企業比高校和科研機構更有經驗，市場動力機制傳導帶動技術創新的模式更具有現實性。
基于上述原因，成果轉化的路徑安排在很多情況下并不適合中國國情。深圳創新能夠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是因為正確把握了中國國情的特點，并采用了適合自己的路徑。
深圳建市的時候，中央政府對它的定位是國家改革開放的窗口，并沒有希望讓這個城市在國家自主創新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正是作為改革開放窗口的定位，使得人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被抑制的創新熱情在這個城市迸發出來，推動深圳成為國家自主創新的重要基地。
由于改革開放，深圳先于其它城市建立起了市場經濟的框架體系。深圳最先實現人才的自由聘任，自由流動。深圳在80年代就先后建立起人才市場、技術市場、電子配套市場，實現了創新資源的市場配置；深圳第一個頒布無形資產評估、技術入股、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法規，比較早的建立起相對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和激勵機制。這一系列改革，極大改善了自主創新的制度環境，使創新要素大規模聚集。僅30年時間，深圳的專業技術人員從兩個工程師增長到103萬，研發人員從無到29萬，海外留學歸國人才近4萬名，建立起了極具創新活力的科技人才隊伍。不間斷的改革開放正是需求導向路徑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需求導向創新路徑的實踐過程中，深圳市政府選擇了正確的角色定位并采取了恰當的行為方式。最初，政府的定位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裁判員，拒絕下場當運動員，這與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有明顯區別。90年代后期，政府把裁判的部分功能讓位給社會中介組織，轉而成為自主創新環境的建設者。從深圳自主創新的過程來看，政府堅持把自主創新的主動權和話語權交給企業主體是一個明智的選擇，這在客觀上為需求導向創新路徑的實施創造了寬松的環境。
深圳的自主創新路徑選擇給我們什么啟示？
成果轉化的創新路徑無疑是我們需要創造條件實現的目標，但如果中國的科技體制和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不能有新的進展，這一目標的實現將會困難重重，在可預見的未來，主導中國自主創新的主流模式將依然是需求導向的創新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需求導向的創新路徑目前在發達國家也被日益重視，一些世界級的公司如蘋果公司甚至把需求一直分解到基礎研究環節，形成貫通整個創新鏈的需求導向創新路徑模式，實現產品開發的高效率。有鑒于此，中國應該高度重視需求導向的創新路徑，通過這一適合國情的路徑安排來高效推進自主創新。
如果認識到需求導向路徑在我國自主創新實踐中的重要性，目前的資源配置方式必須作出相應調整，要圍繞需求端加大創新資源配置的力度。目前國家源頭創新基地遠離產業聚集區是十分不合理的現象，創新要素之間的互動在一定的物理半徑下才能有效。應該選擇若干已經形成強大產業技術需求的地區，在高等教育、國家級研究平臺以及其它創新條件平臺建設方面進行戰略性投入，形成一批完善的區域創新中心，這種戰略性布局將極大改善國家創新系統的效率，并構筑起創新型國家的基本框架。
建設區域創新中心還需要著重解決需求端的政策和制度設計。現有政策及制度設計重點服務于成果轉化的創新路徑，導致需求端的政策缺失現象嚴重。由于不同地區的需求存在巨大差異，國家一刀切的政策工具又不能解決這些差異，所以很多時候創新政策滯后于創新實踐，長期如此，會使國家創新戰略錯失發展機遇。因此，未來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必需著重考慮針對不同地區需求的政策、制度層面的解決方案。
區域創新中心實際上就是一個簡化的國家創新體系，這種試驗對于國家自主創新戰略至關重要。新的形勢下，用創新型城市的概念取代過去的高新區作為推進自主創新戰略的重要工具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
實施需求導向的路徑還需要有正確的技術觀。在成果轉化路徑依賴下，人們容易受科研導向和技術導向的理念的影響，對技術的認識產生偏差。把技術當作目的，過度追求技術本身的先進性和完美性成為在中國創新實踐中最為普遍的觀念。這種技術觀對技術創新實踐危害極大，導致技術創新偏離經濟規律走向唯技術論的怪圈。
深圳創新的路徑得以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部分企業形成了正確的技術觀，在技術創新活動中把技術作為一種工具來看待，把技術創新作為一個經濟活動的過程來界定技術的地位和作用，有用的技術才能稱之為好技術，沒有市場需求的技術是浪費資源的壞技術。盡管對于宏觀的科技管理而言，不能完全以現實的市場價值判斷技術的優劣，但從技術創新的范疇而言，這是合理的技術觀。
（作者單位：深圳市科學技術協會）
來源 科技網|www.st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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